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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城“年轮”录刻大时代里的小生活 ——青年作家、“21世纪文学之星”刘星元新作《小城的年轮》访谈录
联合日报记者：聂梅
刘星元，1987年生，山东临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43届高研班学员，出版散文集《小城的年轮》《大地契约》《尘与光》（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20年卷）。在《中国作家》《十月》《花城》《天涯》《钟山》《清明》《作品》《雨花》《红岩》《散文》《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作品百万字，多次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及权威年选、各地初高中语文试卷选载，登榜《北京文学》“2018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曾获孙犁散文奖、山东文学奖、滇池文学奖、齐鲁散文奖、刘勰散文奖、长安散文奖、万松浦文学奖、齐鲁文学作品年展最佳作品奖等奖项。
刘星元部分作品
青年作家、“21世纪文学之星”刘星元的散文集《小城的年轮》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聚焦小城里的烟火气息、市井中的社会百态以及自己的生活际遇，以精准而锋利的语言，独特而深刻的视角，书写小城里杂乱而蓬勃的生命，映现一座县城的变迁与沉浮，录刻了大时代里的小生活和细微的县城褶皱里那些明亮的光芒。
近年来，刘星元以故乡、县城为书写对象，创作了大量佳作，发表于《中国作家》《人民日报》《十月》《花城》《钟山》等诸多知名报刊，成为具有鲜明辨识度的“80后”领军性作家。近日，刘星元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文学经历、创作过程和他的“小城故事”。
记者：首先祝贺您的新书《小城的年轮》出版。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近年来，您创作出版了许多作品，请谈一谈您的创作经历和成长经历？
刘星元：我的成长经历颇为普通和乏味，与大多数人一样经历着该经历的：出生于偏远乡村，按部就班求学，成绩不理想，去了一所职业技术学院读书，毕业后数年间奔波无依，后来到了一所村中小学教书，再之后在一家县直单位谋食，日复一日，波澜不惊。
我中学时代就喜欢读闲书，并写下一些矫情的短文，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却是在职业技术学院就读时。那所学校宽松的环境让我有了更多阅读的机会，我在学校图书馆囫囵吞枣般啃噬了几百本或厚或薄的文学、艺术和历史类书籍，这些书籍无异于我的加油站，在它们的加持下，我开始尝试写作，并陆陆续续发表一些简短的豆腐块。处女作发在一本名叫《当代职校生》的杂志上，具体写了什么已经忘了，但还清晰地记得收到了10块钱的稿费。学校坐落在一座名叫五里屯的村庄，顾名思义，离城五里，我周末乘坐公交车去城里的邮政局取稿费，车票来回共4元，剩余的6元，我买了一碗牛肉面，印象很深刻。
我最初习诗，常常将那些分行文字涂写到草稿纸上，反复修改，最后认真誊抄，周末就跑到学校附近的网吧，有时候熬整个通宵，将那些文字敲下来，贴到论坛上去，守着屏幕反复刷新，接受称赞和批评。数年后，我发觉有些事物和情愫，是诗歌这种文体所不能准确表达的，于是开始尝试用散文记录下它们。每种体裁都有它独特的规律和气息，它们往往契合或排斥着写作者的性格，我渐渐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可能更倾向于散文这一文体。
我是一个“莽撞”的文学爱好者，没受到过专业文学知识的滋养，写作全凭一腔热血、一份执拗、一种不愿割舍的情怀。但我明显感觉到，自己阅读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个人对于文学的理解，均不足以支撑我继续写下去。恰在这时，我幸运地进入张炜工作室和鲁迅文学院就读。张炜老师是山东文学的领军人物，亦是中国文学界一个闪亮的符号，他不但亲自为学员授课，还请了7位著名作家、评论家为我们辅导。每次听老师们授课，都有醍醐灌顶之感，写作思维得以精进，眼界也开阔起来。在鲁迅文学院就读期间，与授课老师和同学们互相交流，解开了我写作上的一些困惑，让我不断反思自己的写作，并于反思中获益。
记者：您的散文集《尘与光》入选2020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获得这个全国性的重量级荣誉，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吗？对您后面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星元：“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为繁荣文学创作、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造就跨世纪文学人才而创设的一项文学工程。它以年卷的形式，为35岁之下尚未出版过作品的青年作者出版第一本文学专集，每年10部，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文学批评等体裁，为当代中国文坛培养了一批极具文化影响力的生力军。
世间平凡人，如尘亦如光——我的入选作品《尘与光》关注的是如尘的人与物以及他们的际遇。那些卑微的人与物、那些奔跑中的停滞者和逆行者，他们在从生到死的旅途中所遭遇的跌宕、辗转、悲欣、忧惧、困惑、无助，固然是他们自己的命运，但也不可否认，“他们”亦是无数个“我们”。我想以亲历者、旁观者乃至拾遗者的身份，于审视和剔除中，延伸语言的触角，从细微之处触摸人性的善与恶、命运的喜与悲。
《尘与光》能够入选2020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惊喜的事情，它如一位敦厚长者立于我人生路途的某个节点，默默鼓励了孤身艰难跋涉的我，重塑了我写作的信心。
记者：请谈一谈《小城的年轮》这部书的缘起。
刘星元：我在一座小城生活了10多年，在这里结婚、生子，日复一日重复着貌似一成不变的生活。但变与不变又是相对的，10多年里，作为一名观察者，我看到这座小城不断上演着悲欢离合。某年夏天的午夜，加完班已是凌晨，我骑着电瓶车回家，一路上想起许多故事，这些故事的发生地就是这条街的某些建筑物，而现在，那些建筑物早已被拆除，消失于人们的视线，故事已经没有了依附物，它只能凭借我们的记忆存活。
最初，正是因为加固记忆的目的，我决定书写小城。或者更具体地说，我想写一写县城。我发现，与小村庄相比，县城像是一座臃肿的大村落，也是一座发育不良的小城市，它的组成结构更加繁杂；而与大城市相比，因为地理范围上的浓缩，县城人际关系更为集中且复杂，家族、姻亲、同学、同僚……盘根错节，就算是与大街上任意一人攀谈，顺着他的关系链条往下捋，不出三四个节点，总会蹦出一个与你产生交集的人。县城的这些特点让我着迷，因此我想用自己的方式从那些细微之物上触摸县城，尽管这座县城的某些属性可以与任何一个地方的属性一起被归纳到普遍性之中，但我仍想去窥探那些稍微具备一点特殊性的东西。那几年，我不断观察、不断回忆、不断体验，并于观察、回忆和体验中开始了自己的书写。
记者：在您的创作中，“故乡”始终是您最重要的书写对象，包括您生长的乡村和当前生活的县城。在这部作品，您把自己对“故乡”的观察、生活的经历，以饱含密度、深度与温度的笔触，把思辩、追问、探究熔铸到作品中。“故乡”的人、事、物成为“主角”，包括塑料袋、车站公厕、铁质楼梯等那些具体而微的、甚至常常为人所忽略的存在进入您的视野，成为您记录这座小城、诠释上千县城的“存与在”“变与动”的载体。其中的深情、疼惜、凝重、眷恋、省醒等，带来极具冲击力的阅读体验和认知。请问，您在素材选择和呈现结构方面有哪些创作经验？这样的写法背后，有您对“故乡”对“小城”怎样的理解？
刘星元：无论是“故乡”还是“小城”，都是个大筐，收容着诸多不同质地和成色的故事。在题材择取上，我尽力做到剔选出普遍却很少被别人书写的东西。我关注的焦点是那些在潮流一线的奔跑中的停滞者和逆行者，着意于选取那些被人废弃不用的“边角料”，常常以“物”破题，以思维的运转延伸语言的触角，以被俗常生活、散漫时光忽略或抛弃的小事物、小片段、小情节入手，揭开一类事物、一类情怀的隐秘，并在这隐秘中尝试构建独特的更为私人化的“一”。呈现结构上，我把自己的创作用“一+ 全+ 一”或“小+大+小”概括，但是，最终的“一”和“小”并非最初的“一”和“小”的重复，它是沿着思维和内心攀爬的审视人性、物性的“虫”，在这个过程中，羸弱的它曾尝试吞噬什么，最终又用这吞噬集聚起的力量完成了“瘦身”。
对同等层次的作者而言，占有独特的题材自然是好事。然而，我们大多数人以及大多数人的生活，并无特质可言，想要从题材上获得优势，并不是人人可为的事。而且，在更为开阔的写作园地里，独特题材对于写作成败的影响，将会变得略等于无。可以用小说举个例子——无论是那些名篇佳作还是那些拙劣文章，如果将它们从数以万字甚至几十万字，压缩到几百字，只留下一个故事梗概，便会发现故事并无明显的优劣之分。甚至，那些原本劣质的文章经过压缩后，要比佳作的压缩版出色一些。我相信，那是因为压缩手段将作家的完整技艺，像语言特征、表达方式、思维方法、叙述气息等，几乎全部剔除了。这也告诉我，那些被俗常生活、散漫时光忽略或者抛弃的可视为“边角料”的小事物、小片段、小情节，依然存在其价值，只是它们需要写作者下更多的功夫，具备更高的写作技艺。
我从未想过自己能以偏概全，用几本小书全面解读“故乡”或“小城”。但我希望“以偏叙偏”，眼睛是悲悯的、向下的，或者是平视的、反思的，写出它们所呈现出的部分影像、问题、矛盾，写出哪怕是只与我产生共鸣的大时代里的小生活。
记者：您的散文作为非虚构式写作，跌宕起伏、动人心弦，故事性、节奏感甚至不亚于小说。诸多作品中，一句咬一句、精巧而锋利的行文，带着深密又宏阔的想象，能迅速将读者带入您的叙述语境中。诗性语言、叙事性语言相得益彰，丰富而独特的“言语”链接组合，拥有着对世界对生命的深度共情和锐利思考，带来直抵人心的穿透力，让人看得痛彻，看得欣慰。有人评论您“很好地汲取了非虚构的叙事精髓”，“所述皆是大时代里的卑微小事，但却赋予这些小事不寻常的光芒”。您是如何理解语言对于散文的意义的？在语言锤炼和写作技巧方面，您是否摸索出一些心得？
刘星元：文体只是对文学作品笼统的分类，不应是对文学作品的束缚。散文不是乖孩子，散文创作也不是修剪乖孩子的过程。古玩行里，那些精美的仿制之作，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但再怎么精美，也只是赝品，求的是一个“像”字，求的是把这个作品本该与众不同的那一点尽可能地抹杀掉，让它可以具备最极致的替代品的身份。然而，“像”永远只能是像，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真”。我觉得，好的散文或许不是规矩的，不是严整的，而是要呈现出突兀的合理质地。那些看似突兀的部分，复制了你不完美但却独特的思考，营造出同样不完美但却独特的气息。
我曾写诗，但数年后发觉单一的文体不是万能的，有些事物以及事物衍生出的思想，单一文体往往不能准确或合理地表达，于是尝试用散文来记录，并尝试将诗的属性融入其中。然而，一味追求诗性的表达，往往会让作品陷入“单薄”的境地，为了能够更为沉稳地接近事物、深入内质，我开始向小说这一文体求援。评论家、山东大学教授马兵曾评价：“虚构和非虚构的运用产生的张力构建了刘星元散文内在的世界，而叙事性元素的加强，使他要传达的那底层的艰困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刘星元散文中的诗性元素也历历可见，他在两种文体间建立起一种互援性的关系，使语言更具弹性和美感。我有时甚至觉得，就像木心评《红楼梦》的诗歌，那些诗歌与小说是水与水草的关系，星元的很多诗歌也是嵌在他的散文中才更能体现其味道。”马老师溢美，我当作这是对我的鞭策。
另外，在语言上，我始终在尝试为每一篇文章量身定做一种独特的气息，使这气息能与这篇文章匹配。这种气息来源于作品所叙述的内容，更来源于我与内容进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之后切身的体会。这种宽泛的构思，为整篇文章保留下“留白”的创作机会。这种“机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既有机可乘，但也可能会坐失良机。在早已营造好了的气氛的推动下，一些完全超出自我预料的词语、段落乃至章节就会旁逸斜出地流淌出来，这些本不在构思之内的语言，往往会打乱整篇文章的结构，但唯有这样才能保持它的野性。
记者：《小城的年轮》写下的是您熟悉的小城里的所来所往，其实，这里面同样是无数个和您同龄的“80后”“90后”所熟悉或者曾经熟悉的县城与生活。小城随着时代变迁而来的一圈圈年轮，也恰恰有一代人成长、追忆、缅怀与期待的印记和承托。您在写作时，是否有为时代造像的冲动，还是说一切是自然而然的？您想通过这样的书写，为一座小城或者为自己留下些什么呢？
刘星元：正如之前所说，不敢言“为时代造像”这样恢弘的野心，只是为了加固记忆，将自己和同代人的经历记录下来。我努力回忆着一些故事，但记忆并不可靠，且不说旧事，就算是数天之前的某件事，当共同的参与者重述的时候，你便会发现，每个人的叙述角度、叙述重点和对事物特征的描述，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偏差，如果作为局外人，根本就无从判断究竟是谁的记忆更接近真相。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便只剩下了骨架以及每个人独有的细枝末节。如果时间继续推移，那么有些人或许依然记得他们共同经历过的事情，而另些人早已遗忘。直至最后，所有的人都已不再记得，那件事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许多年前的某个时间节段内，他们似乎什么都没有做，他们的记忆只是被一些虚空撑满了而已。鉴于此，我在书写之初就告诫自己，这不是一本温情的回忆之书。当然，我也不愿把自己的文本驯教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地方志。我将自己更多的目光聚焦于当下，尽力对当下的生活进行了描摹和刻画，人与物、事和情，他们或铺展，或短暂闪现，与我一起共同参与，完成一本写作者自己也无法解读的书。我用语言重塑着眼中的小城，作为一名浅薄的观察者和书写者，我主观、偏执、无趣、目光短浅，但我不打算改变对这座小城的解读态度，因为这些特点才是独属于我的。我是短暂生活于斯的小市民，对这段小城生活的最好纪念方式，就是写出当下的它。
这本书里有一段话，或许可以当作我最终完成这本书的动力：“之前看到过本地的老前辈书写的关于这座县城的文章，它们让我感到陌生。同样，此刻我笔下的县城也终将会成为昨日的县城，许多年后，当另一名观察者来到这里，他视野里所看到的，注定不是我现在所看到的。然而我们的确同居住于这座县城之中，同隐藏在这座县城的天空之下。我想，他们或许就是我不得亲见的共情之人，作为知己，无论是对早已作古的前人，还是对那尚未到来的后者，我都会郑重地遥执抱拳之礼。”
记者：在创作《小城的年轮》时，有没有让你记忆深刻的瞬间？
刘星元：有很多，现在回想，突然想说说在我作品里极少写到的犬子。
儿子长到一岁多以后，我常骑着电瓶车带他闲逛。对儿子而言，一切都是陌生的，而陌生几乎便是新鲜的代名词，往往只是随意闯入一条陌生的巷子，他便会觉得，自己擅长魔术的老父亲揭开的是一方新世界。有时候魔术失灵，我们刚闯进巷子就遭遇了死胡同，父子俩便只好返回来，重新选择其它的路径。这个小人儿，他是我的盟友和后盾，让我摆脱了孤军奋战的尴尬，也消解了别人对我贸然造访的戒心，他们只会认为是一位年轻父亲急于让自己的儿子见见世面，我得以心安理得地观察县城。印象最深的是去探寻一处废弃的烟筒，我们试图从不同的方位走近它，每一次都是在数十米外被死胡同拦了回来。最后我们向附近的居民打听，才寻访到一条不足两米宽的巷子，顺着巷道前行数十米，终于站在了烟筒脚下。我与儿子仰首望着烟筒，空间这么小，我们需尽力高仰着头，方才能把它的整个躯体纳入视线之中，这让它显得更为高大，而我们却渺小如蚁。
多少次，儿子玩着玩着就打起了瞌睡，我把他抱进固定于车上的简易宝宝椅里，将耳朵凑在他的口鼻间，他细微的呼吸让我心安。我就这样推着车子，缓慢地向着家的方向挪移。那时就在想，许多年后，我们沿途所见的建筑以及依附于这些建筑存在的事物，必然会皆成废墟和陈迹，甚至会彻底消失，但我依然会清晰地想起它们，想起这些年轻的父子联盟的时光。
记者：评论家张清华教授曾经提出，让“现实”变成有意义、且有意思的现实，需要经过“升华”的叙述，“使之由一般性的现实材料，变成‘关于现实的寓言’，或是‘精神性的命题’。”在书中，您的许多作品切入点往往是日常生活的片段，或被人熟视无睹的事物，或一时而发的情绪，被您以精确有力的文字“抓拍”下来，又在敏锐细腻的“哲理性分析”下，解读出关于生命关于人生关于时代关于自然的“奥义”所在。具象的存在有了象征的意义，一般的现实阐发着精神的沉思。您觉得自己的写作受到了哪些人物和他们思想的影响？他们是如何影响您的写作的？
刘星元：我觉得再没有比那些优秀作家更慷慨的施惠者了，他们将自己最为宝贵的财产乃至遗产，以书籍的名义摆在你面前。如果说我的写作能有一点点进步的话，这多数是因为这些大作家的慷慨所致。
写作是靠着阅读“进阶”的——我吸收了书里的“神韵”，却把实物之书砌于脚下，当作“进阶”的台阶。但我明白并警醒，那些被我和我的阅读淘汰的作家，并非一无是处——是他们之中的某个人，开启了我对于文学美的认知；是他们的某部作品，疏通了我淤堵不前的写作进程。这些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与我为伴的作家和作品，在我的某个写作节段里对彼时的我的影响，往往会超越我目前所推崇的最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这与作品质量无关，却和当时的我与他们或它们所构成的匹配度有关。若是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我绝不会因为与布罗茨基、福克纳、马尔克斯这些人的作品相遇而感到欣喜，相反，我或许会极为厌恶这些胡子邋遢、说起话来云里雾里的老头儿。
不得不说，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是我迄今为止最喜欢的文学书籍。这部小说以辞典（词条）的形式记录了一个曾经存在后来又没落的王国。小说里，哈扎尔的阿捷赫公主相信捕梦者能在不同人的梦里穿越，通过采集梦境，从而整理出众人梦境里有关神的知识，从而无限接近神灵，直至获得世界的秘密。公主和爱人各自写了一本书，来讲述捕梦方法，这即是《哈扎尔辞典》的阴阳二本。由于此书的力量过于强大，令魔鬼感到害怕，他们便让公主的爱人死去，让公主失语，并让书遗失。后来者曾两次试图将书还原，但均为魔鬼所阻，这使得《哈扎尔辞典》始终呈现着碎片化状态。这部小说总让我想起巴别塔，但巴别塔的故事远没有《哈扎尔辞典》丰富而迷人，它将不同时空里的真实和梦幻打散又重组，把史诗般的传说与魔鬼的气场融合，光怪陆离，让人迷醉。自从第一次从头到尾读完之后，我便没有再次完整读过这本书。没完整读不代表没读，事实上，我一直将这部书视为枕边书，随手翻到某页，进入某个词条，便徜徉于遥远的古国和神秘的梦境之中了。有时候，当我有了写作的欲望而无与之相匹配的气息加持时，便会翻出这部书读上两页。它能迅速压制住我的浮躁，帮我打开写作的秘境。
记者：我知道您现在从事的工作也是十分繁忙。对现在的您而言，文学与生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有没有冲突？
刘星元：工作也是生活的重要侧面，时间上的忙碌丰富了我创作的素材，不一定是坏事。对写作者而言，生活永远是一座富矿，它浓缩于你的身体里，等待着你喊一声“芝麻开门”，等待着你前去掘取。
我始终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在美学和语言的基础之上，搭建起的生活和思想的进程表，而不是简单的流水账。当一个人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经历不同的人生风景，其感悟也绝对不同。一个诚实的写作者应该是多变、善变的，每一次转变都会暗合他的人生阅历和思悟。当然，这种转变或许是语言上的，也或许是内容上的，更多的则是思想上的。以此及彼，反观一成不变的写作者，反而应当引起警惕。初心不改、矢志不渝是碍于情面的评论家的说辞，它的潜台词往往是“重复”二字。散文作品一旦被卷入重复的怪圈，往往源于对生活的感知能力的退化，很容易陷入了虚无的咏唱或呻吟之中。
记者：请谈一谈您的创作打算。
刘星元：最近，我在写作内容和写作形式上都做了一些思考，静下心来梳理自己的创作脉络，并且明确了自己下一步的创作理念。具体的创作计划尚不成熟，但在理念上深深地感受到，创作不应单纯地以发表、荣誉为目的，也不能单纯地以量而论什么股票平台，而应俯下身子，深耕每一篇文章、每一部作品，以一个写作者的自觉，关照、观察和刻画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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